1986年为什么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 - 1986年为什么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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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为什么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一次关于汇率、市场与开放的关键抉择

1986年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那一年，一项标志性的外汇管理改革举措落地——取消了自1981年起实行的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这一决定看似是国家对外汇结算价格的一次技术性调整，实则是中国从严格计划经济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一步，它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外贸格局与金融开放路径。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探寻这一决策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与深远的意义。

一、价格扭曲与效率损耗

1979年启动的外贸体制改革，旨在“增强企业外汇自主权”，最初的措施之一便是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为了配合这一改革并鼓励出口，国家在1981年推出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与非贸易官方汇率并行，形成了双重汇率安排的雏形。这种安排初衷是补偿出口企业的亏损，但在实践中，官方汇率与反映部分市场供求的内部结算价之间日益扩大的价差，造成了严重的价格信号扭曲。它未能真实反映外汇的稀缺程度和国内企业的实际成本，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口行为因价格差异而产生混乱。

使用两种汇率进行结算，使得银行与企业间的核算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些本应按官方牌价结算的非贸易业务甚至外商投资，也争相套用更优惠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这直接扰乱了正常的外汇管理秩序。这种混乱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使得宏观决策缺乏清晰、统一的数据基础。本质上，内部结算价作为一种过渡性工具，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继续维持将阻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决策层认识到，价格双轨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缓冲和激励作用，但长期来看，它如同“经济肌体上的创可贴”，无法根治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外汇资源的“计划内”和“计划外”流转，不仅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还滋养了寻租空间，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取消内部结算价，正是为了终结这种效率损耗的循环，让价格回归真实，为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铺平道路。

二、国际压力与接轨需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积极寻求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当时的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有明确要求，普遍不认可双重或多重汇率安排。中国的贸易内部结算价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悖，成为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一个障碍。为了顺利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获得更多发展机遇，改革汇率机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成为一项迫切任务。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统一的、基于市场供求的汇率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的外贸伙伴和潜在投资者对非市场化的汇率安排持保留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进入和国际贸易的拓展。取消内部结算价、转向更为市场化的汇率安排，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中国决心遵循国际规则，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合作。

这种外部压力与中国内在的改革需求不谋而合。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内在要求不断提升，必须加快包括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各项改革，以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1986年的汇率调整，不仅是回应外部关切，更是中国主动走向世界、拥抱市场经济的战略性抉择，为后续更深层次的金融开放奠定了基础。

三、市场力量的觉醒与博弈

随着外贸经营权的不断下放和外汇留成制度的推行，以外汇调剂市场为代表的新机制开始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85年，深圳成立了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标志着外汇交易市场化探索进入新阶段。这种由企业间自主进行的外汇额度转让，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更灵敏反映供求关系的“影子汇率”市场。

外汇调剂市场的兴起，自然对官方制定的内部结算价形成了冲击和替代。一方面，调剂市场的规模在迅速扩大，从1987年的42亿美元成交额增长到1991年的204亿美元，占当时我国用汇支出的比重高达44.5%。调剂价格更直接地体现了企业的真实成本和收益预期，使得以行政定价为核心的内部结算价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这种状况促成了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计划内的价格试图管制市场，而市场中的交易却在实际修正着计划。内部结算价已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外汇交易需求，也无法有效引导资源流向。市场力量的觉醒，要求一个更统一、更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决策层意识到，与其让两种价格体系继续并存并导致市场割裂，不如顺应大势，进行并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基础的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与治理整顿

取消贸易内部结算价也是当时宏观经济治理整顿的一部分。80年代中期，国内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投资与消费需求旺盛，通胀压力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单一、透明的汇率工具对于调控国际收支、稳定经济显得尤为重要。内部结算价的取消，使得汇率政策能够更清晰地传导至整个经济体，而不仅仅是特定的贸易领域，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实行双重汇率安排，还使得国家难以有效监控和管理资本流动，为逃避外汇管制和外汇黑市交易提供了生存空间。统一汇率后，国家可以更有效地打击逃汇、套汇等不法行为，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为日后抵御更大规模的国际金融风险，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积累了宝贵的宏观管理经验。

这次改革也反映出中国在探索符合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它不只是简单地取消一个价格，更是一次对经济管理体系的重大调整，标志着中国“从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维护外汇收支平衡，逐步转向运用价格、汇率、利率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

五、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

1986年，中国正处于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改革的前夜。要想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价格信号的统一和准确。内部结算价的存在，扭曲了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核算，使得企业难以进行准确的市场化决策。

取消内部结算价，对于推动外贸企业改革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它迫使企业直接面对更为真实的市场价格，倒逼其提高生产效率、加强成本控制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为随后几年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及1994年实施的更为彻底的外汇和外贸体制改革扫清了障碍。

更深层次看，这是打破外贸领域计划体制“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它使得外汇这个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计划制定”过渡到“市场发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总结与展望：一次深刻的体制转轨

回顾1986年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的决策，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一次价格调整，而是一场深刻的体制转轨。它结束了价格双轨制带来的效率损耗和管理混乱，回应了国际接轨的外部压力，顺应了市场力量崛起的内在要求，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与治理整顿的大局，并深化了外贸体制改革。

这一改革在当时或许只是众多改革中的一环，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为人民币汇率从双重走向单一，从固定走向有管理的浮动，以及最终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奠定了基础。它不仅重塑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生态，更构成了中国金融开放历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是一次富有勇气的“破冰之举”，它拆除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一道高墙，为中国经济此后的腾飞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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